臣窃见元祐以来，朝廷改更弊事，屏逐群枉，上有忠厚之政，下无聚敛之怨。天下虽未大治，而经今五年，中外帖然，莫以为非者。惟奸邪失职居外，日夜窥伺便利，规求复进，不免百端游说，动摇贵近。臣愚窃深忧之。若陛下不察其实，大臣惑其邪说，遂使忠邪杂进于朝，以示广大无所不容之意，则冰炭同处，必至交争；薰莸共器，久当遗臭。朝廷之患自此始矣。昔圣人作《易》，内阳外阴，内君子外小人，则谓之泰；内阴外阳，内小人外君子，则谓之否。盖小人不可使在朝廷，自古而然矣。但当置之于外，每加安存，使无失其所，不至忿恨无聊，谋害君子，则泰卦之本意也。昔东晋桓温之乱，诸桓亲党，布满中外。及温死，谢安代之为政，以三桓分涖三州，彼此无怨，江左遂安，故《晋史》称安有经远无竞之美。然臣窃谓谢安之于桓氏，亦用之于外而已，未尝引之于内与之共政也。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诸朝，人怀异心，各欲自行其志，则谢安将不能保其身，而况安朝廷乎？顷者一二大臣专务含养小人，为自便之计。既小人内有所主，故蔡确、邢恕之流，敢出妄言，以欺愚惑众。及确、恕被罪，有司惩前之失，凡在外臣僚例蒙摧沮。卢秉、何正臣皆身为待制，而明堂荐子，止得选人。蒲宗孟、曾布所犯明有典法，而降官褫职，唯恐不甚。明立痕迹，以示异同，为朝廷敛怨，此二者皆过矣。故臣以为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，至于牧守四方，奔走庶事，各随所长，无所偏废。宠禄恩赐，当使彼此如一，无迹可指，此朝廷之至计也。近者朝廷用邓温伯为翰林承旨，而台谏杂然进言，指为邪党，以谓小人必由此汇进。臣尝论温伯之为人粗有文艺，无它大恶，但性本柔弱，委曲从人。方王圭、蔡确用事，则颐指如意。及司马光、吕公著当国，亦脂韦其间。若以其左右附丽，无所损益，遇流便转，缓急不可保，信诚不为过也。若谓其怀挟奸诈，能首为乱阶，则甚矣。盖台谏之言温伯则过，至为朝廷远虑，则未为过也。故臣愿陛下谨守元祐之初政，久而弥坚，慎用左右之近臣，毋杂邪正。至于在外臣子，一以恩意待之，使嫌隙无自而生，爱戴以忘其死，则垂拱无为，安意为善，愈久而愈无患矣。臣不胜区区博采公议，而效之左右。伏乞宣谕大臣，共敦斯义。勿谓不预改更之政，辄怀异同之心，如此而后朝廷安矣。取进止。

日近以除陈旭枢密院副使不当，曾具状并三次同唐介、王陶连署劄子，论列旭私邪事迹，乞行追寝，已是多日，未蒙施行。夫天下治乱，系时政得失之然；朝廷安危，由柄臣邪正之致。故曰正臣进者治之表，佞臣进者乱之基。古人极言，不可不慎。伏惟陛下临御以来，用人固多，其得失邪正，岂逃圣览。凡进一人，公议允矣，人言息矣，斯可谓之得人矣；凡用一人，公议不平矣，人言为不可矣，斯可谓之失人矣。有言责者岂常好辩哉，是亦逼天下公议，为朝廷斥邪倖之党，杜奸慝之门，当职然而不得默也。如旭之为谏官，希旨录问张彦方公事，及冒受谏院恩命，附丽大臣；知开封府宽释踰禁垣亲从官之罪，以庇盖皇城司内官；抑塞赵烈诉史昭镐欠屋业钱词状，而阴结史志聪、史昭锡之援，故京师俚谚谓旭有「三史之力」；故纵有罪豪民李士安，废屈邦法，而同居亲情甄昂纳士安贿赂不少；因缘御药院王世宁，联亲通家来往。旭作如此等事，一旦骤进枢府，欲使公议允而人言息，其可得乎？《易·无妄》曰：「其匪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，天命不祐，行矣哉」！言居不可妄之世，独用不正之道以求进往，天不之祐，在时未见其为利也。《传》曰：「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」。言其勿使滋蔓，为稼穑之害也。《诗》云：「式夷式已，无小人殆」。言人君当用平正之人，无近小人以取危殆也。《语》曰「远佞人」，言为国者近便佞之臣，则非其福也。臣愚伏望陛下察视旭之所为，鉴《诗》、《易》圣贤之训，救朝廷用人之失，蚤赐宸断，罢旭枢密副使之命而屏黜之，庶使后来怀私挟诈、无所不至之人，得以为诫。臣无任为国纳忠之至。